从清代入关第一代君王顺治皇帝，到后来的乾隆皇帝，均雅好丹青，喜爱古书画并推崇董其昌，其中康熙皇帝尤为突出。康熙平时收集临池古墨迹碑帖颇多，珍藏于密室，万机余暇常常披览鉴赏。他专攻董其昌书法，临仿之作几可乱真。在绘画方面，康熙也接受了董其昌的“南北宗论”，以南宗山水为正宗。乾隆皇帝在年少读书之暇，对董其昌的书画也情有独钟，认为董其昌“书画神味萧远，超轶古人”。在紫禁城的内廷西六宫中有一院落名为咸福宫，据《国朝宫史续编》载，它的后殿西室曾高悬乾隆皇帝御笔匾“画禅室”。《石渠宝笈》的“画禅室”卷内著录这里所收藏的王维的《雪溪图》、米友仁的《潇湘白云图》等都是董其昌画禅室的旧藏，室因此而得名。室内曾挂一幅董邦达所绘的《画禅室图》，上有乾隆帝的跋语，也提到董其昌旧藏法书名画都收贮在咸福宫。皇帝们如此褒扬董其昌，朝中的一些官僚、士大夫们自然投其所好，于是董氏书画风格风靡朝野，出现了大批的追随、仿效者，如顺治时期的沈荃，康熙时期的姜宸英、王鸿绪，雍正时期的唐岱、董邦达，乾隆时期的钱维城等，均以“董书”为楷模。清初绘画六家“四王、吴、恽”（王时敏、王鉴、王翚、王原祁、吴历、恽寿平）也秉承了董其昌的“南北宗论”及其画风，致力于摹古，讲求笔情墨趣，追求形式美感与平和的意趣。这一时期董其昌的书画所占据的地位甚至超过了明代，对清代早中期的画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